跟小麥一樣，高粱也是“外來戶”。在過去千年的時光中，它曾因自身天生苦澀難食的口感而備受輕視，也因頑強的生命力而為人類繁衍生息立下汗馬功勞，如今又作為釀酒糧谷原料的主力軍，成就了中國白酒的千億帝國。

春種夏長秋收冬藏，高粱既平凡，又偉大，它嚴格遵循著四季輪轉的自然規律，卻能在各種貧瘠的土地上茁壯成長;它是田間的真勇士，耐熱耐旱又抗澇，夏天的烈日和暴雨都不能改變它傲然挺立的姿態，但在秋風吹佛之時，它卻愿意沉甸甸地低下頭。沒有它，中國人的飯桌上會少很多滋味，中華大地上也難以處處彌漫著酒香。

高粱的蛻變: 從難吃到好喝

高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栽培植物之一，源于非洲熱帶地區，大約于12000年前由非洲當地的野生種馴化而來。關于高粱傳入中國的時間及路徑，猜想很多，有先秦傳入說，有兩漢魏晉傳入說，還有宋元傳入說。據最新研究成果，在兩漢魏晉時期，高粱可能先后通過西南絲綢之路、西北絲綢之路及東南海上絲綢之路分別傳入中國西南、關中及嶺南地區。

進入中國后，高粱很快就入鄉隨俗，盡管由于其天生苦澀，并不好吃，但在古代生產力有限的條件下，“吃得上”遠比“吃得好”更重要，而高粱對于生長條件毫不挑剔的特點讓他一度成為災荒年代的“救命糧”。

可要說古代人民對于高粱有多重視，也沒有這回事。相比于口感更好的水稻、小麥等，高粱因為口感欠佳、不易消化等短板，在飲食領域長期處于下位，多數時間只是作為一種救荒作物而已。明代《食物本草》有言：“蜀黍，北地種之，以備缺糧，余及牛馬”。蜀黍就是高粱。

不過，隨著人口的迅猛增長，自明中期開始，高粱在北方地區迅速擴張，幾乎家家戶戶都開始投身于高粱的種植之中，到清朝高粱取代粟，成為僅次于稻、麥的第三大主糧，耕種面積達到了全國耕地面積的10%，那些原本不適宜種植谷子、小麥等傳統作物的低洼易澇及鹽堿化土地得到了有效利用，從而彌補了糧食生產的不足。

在古代，高粱的用途是非常廣泛的，除了食用價值外，它還能充當建筑材料、燃料、飼料等。高粱粒兒用來吃，高粱苗兒做笤帚，高粱桿兒剝下皮兒來編簾子、做席子，剝下秸檔兒來插燈、插匣子，根葉還能當柴火，秫秸可以用來治理河道，幾乎可以說高粱渾身是寶。

都渾身是寶了，高粱終于能被高看一眼了吧?依舊沒有。在清代，高粱仍被時人視為“賤糧”“北方之麤糧”，民間還流傳著“富人食麥、窮人食高粱”的說法。清代小說《醒世姻緣傳》這樣寫道：“若要搭些蜀秫、黑豆在內，這樣喂畜生的東西，怎么把與人吃?”從中足以看出，高粱在主食領域面臨著被輕視的處境。

一切的轉機在于蒸餾酒的出現和發展。中國白酒的釀造歷史悠久，但在元明清之前，古代人民喝的大多都是米酒和黃酒，且因為技術原因，酒精度數也就10度左右。元朝時期，蒸餾技術被大量推廣使用，高粱開始在眾多糧食谷物中脫穎而出。史載“燒酒非古法，自元時始創，用濃酒和糟，蒸令汽上……”，將高粱用作原料可以蒸餾出質量上乘的烈性酒，古人稱為燒酒，酒精度數可以達50%以上，這是真正意義上的白酒。

(圖片來源：天津科技大學工程技術中心)

到明朝中葉，以高粱為主要原料的燒酒風味逐漸受到百姓青睞，疊加受張居正推行的賦稅制度變革的影響，燒酒進一步流行開來，農民們對于高粱的態度發生轉變，開始將高粱從粗糧轉變為釀酒原料，以獲得額外的現金收入。

高粱真正大放異彩從清朝開始。雖然由于糧食緊缺，清朝從初期就開始實施禁酒制度，但仍然沒能阻止燒酒產業的快速發展。從黃淮、河北起步，逐漸擴展到云貴川地區，進而在江南地區也流行開來，至清末，燒酒已經成為主流，高粱種植的燎原之勢也已不可阻擋。據《清稗類鈔》載：“北人之飲酒，必高粱，且以直隸之梁各莊、奉天之牛莊、山西之汾河所出者為良。”另，《清高宗實錄》記載：“農田所產，高粱為多，豐年用以燒酒，化賤為貴，歉歲奉禁，即可充食。”

清末咸豐年間，清政府在內憂外患之下，放開燒酒之禁，并對燒酒進行征稅，酒稅逐漸成為從中央到地方的一項重要財政收入來源，且綜合稅負也從清前期的8%大幅上升到60%左右。稅負越重，農民種植高粱的動力就越足，到1918年，中國高粱種植面積達到了1473.6萬公頃。

這其中，南方諸省當中，當屬四川種植高粱最多，這也支撐起了四川酒業的繁榮發展。《蜀海叢談》對清代以來四川釀酒業的繁榮有所記述：“酒則各邑各鄉，幾于家家皆能烤酒，真是一種最普遍之農民副業。且自烤自飲，以為冠婚喪祭及度歲等事宴客之用者，尤復不少。”四川也是產出名酒最多的省，五糧液、尖莊、沱牌、舍得、瀘州老窖、國窖1573、劍南春、水井坊等均產自四川。

新中國成立后，燒酒改名為白酒，并確定了高度為主、低度為輔的酒業格局。至此，高粱因中國白酒實現完美逆襲，成為農業新寵。在中國白酒十二種香型中，除米香、特香、豉香型的酒以大米為原料外，其余九種香型均以高粱為主，尤其在醬香白酒釀造中，高粱不可或缺且不可替代，沒有高粱就不可能有醬香。除此之外，一些創新香型，例如古井貢的烤麥香、仰韶的陶融香、皇溝的馥香、白水杜康的杜香等，均離不開高粱。

中國白酒為什么選擇了高粱?

如今，我們可以用科學的理論來解釋為什么高粱不好吃卻能釀出好喝的酒：

從口感角度來看，高粱籽粒中富含的單寧和花青素導致其味澀且適口性差;從營養角度來看，高粱蛋白質組成以醇溶蛋白為主，難以被人體充分消化，且缺乏賴氨酸、色氨酸等人體必需氨基酸，因此將它作為主食而言，實在算不上良選。

但世界上沒有真正無用的東西，只有被放錯位置的資源。造成高粱吃起來帶有苦澀味的單寧，反而是釀酒過程中產香增量的一把好手。適量的單寧不僅可以有效抑制發酵過程中的有害微生物從而提高出酒率，且單寧產生的丁香酸和丁香醛等香味物質更是賦予了白酒獨特香氣。

(國臺“第一車間”——紅高粱種植基地)

淀粉是產生酒精的主要物質，也是霉菌和酵母菌的營養及能源，在釀酒過程中，淀粉含量越高，出酒率也相應越高，而高粱中的淀粉含量極高，且結構穩定，利于微生物發酵;其中的脂肪和蛋白質含量配比恰到好處，使得發酵物產香順利且不會導致雜味物質生成。

更為重要的是，無論古今，發展白酒產業都可以有效增加稅收、改善人民生活，而糧食對于一個國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在糧食匱乏的年代，若使用大米、小米、麥子等糧食作為主要原料釀造白酒，無疑會背上“酒占人食”的罵名，不在五谷之列的高粱這時候就是最好的選擇。它既具備了釀造白酒的眾多優勢，又不會與大米、小麥等爭奪良田，即便在在最貧瘠的土地上也能生長。

當然，從歷史角度看，經過元明清、民國等階段的發展，高粱釀酒的價值在人民群眾中已經打下良好基礎。例如，在明清時期雖然都頒布了禁酒政策，但在實施層面卻對高粱酒都“網開一面”，這也是為什么中國幾大名酒幾乎都是在這個階段真正發展起來的。

(左為清朝紅彩繩紋狀元紅酒壇，右為清朝銀燒藍暖酒壺，圖片來源于：圓明園遺址公園)

群眾基礎深厚又不妨礙民食，酒糟肥料還可以充當飼料，再加上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白酒亟需產業化、規模化發展的需要，高粱的種植面積節節攀升，到1963年，高粱種植面積高達671.6萬公頃，占當時中國谷物種植面積的7.4%，到1974年，中國高粱的產量達到了空前的1135萬噸。與此同時，中國白酒的產能也在不斷攀升，1949年白酒產量僅為10.80萬噸，但到了1978年，這一數字已經飆升至143.74萬噸。

不過，隨著農業生產條件的改善和經濟水平的提高，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各地農作物經歷了較大調整，高粱種植又一次退到土地邊緣，到1988年，播種面積僅剩2675萬畝，占糧食面積的1.6%。

高粱是越種越少，而釀酒需求卻在急速上升。例如，上世紀80年代，茅臺實施了800噸/年的擴建工程;五糧液進行了第三次擴建，總產量突破萬噸規模;汾酒也啟動了第五次擴建，這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眼看解決高粱短缺的矛盾已迫在眉睫，白酒生產大省四川率先做出行動。

1988年，瀘州市成立釀酒科學研究所，這是國內第一家從高梁選育、酒類生產工藝到廢料利用的綜合性釀酒研究所，技術團隊來自瀘州曲酒廠(瀘州老窖前身)，時任瀘州曲酒廠高級工程師的賴高淮任所長。也是這一年，四川省農科院水稻高粱研究所選育的青殼洋高粱，被專家鑒定為國內育成的第一個釀酒高粱專用品種。

后來，瀘州老窖又與四川省農科院水稻高粱研究所、瀘州市農業科學研究所三方共同組建了選育團隊，經過多年的科學培育得到了穩定品系“國窖紅一號”，從源頭保障了瀘州老窖增產提質，瀘州老窖也因此成為白酒行業率先主導選育釀酒專用高粱的酒企。

而在仁懷境內，從1986年開始建設高粱基地，并對地方高粱品種進行了篩選，發現了“牛尾砣”“小紅纓子”優良異形單株，并經過十多年的艱苦試驗，最終培育出了適合貴州醬香白酒釀造工藝及國酒茅臺指定的唯一酒用高粱——“紅纓子”高粱。目前，紅纓子已成為全國酒用高粱推廣面積最大的單一酒用高粱品種，除醬酒企業外，仰韶陶融香也采用了紅纓子糯高粱作為主要釀造原料。

當前，隨著白酒行業進入“不缺酒但長期缺好酒”的時代，各名酒企業紛紛將糧食基地建設納入企業發展戰略規劃，從源頭抓品質，把田間作為“第一車間”。比如，茅臺成立紅纓子公司，系統化進行紅纓子“育、繁、研、推”工作;五糧液以宜賓為核心在全國范圍內建成專用糧基地超150萬畝，優選和培育出“宜五紅4號”等專用糧品種，并在五糧液專用糧基地實現大面積推廣應用;郎酒擁有60余萬畝專用糯紅高粱基地，通過企業內控準則嚴格規范了原糧品種、種植區域、種植規范與驗收標準……火紅的高粱帶來的不只是酒香四溢，還有農民增收的笑臉。

流光一瞬，華表千年。高粱從充當“救命糧”到釀造白酒，不僅體現了中華文明中“物盡其用”的智慧，也體現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精神。可以說，高粱和中國白酒是互相選擇、互相成就的關系，沒有高粱，中國白酒就少了靈魂，不去釀酒，高粱就失去了光彩。